接受者对信息产生某种程度的曲解，这个问题在翻译中会显得尤为复杂。因为在翻译中，译者首先要作为读者来阅读理解原作者的信息，然后把他所理解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的听众（读者），而这些人可能与原作者预想的大相径庭。这时译者的角色就像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于1964年给出的一幅图表反映的一样：译者作为两种语言体系的一员，在原语中他是听众，对该信息解码并为之行动；在目标语中，他是说话者，经过转换对该信息编码，将它说出来或写下来。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不过其身份决定了他/她是特殊的读者。译者的禀赋资源——译者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即人格修养和学识修养，此外，还包括译者的审美偏好以及审美鉴赏力和顿悟力等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到译者的文化心态和现实选择。
然而，译者在翻译时总会受到时代及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和制约，不能无所顾忌，以免对目的语文化造成伤害。因此，就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而言，译者是原作者预设中的一名理想读者，是原作者文本的最佳诠释者，因此他是原作者最具使命感的读者。译者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认真研究原文作者身份背景，用心对原文作者进行“心迹跟踪”，才能达到与原文作者平等的地位，在翻译过程中更好的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同时尊重原文作者，又要尊重译入语读者和文化。
二、译者与原文文本
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正是囿于自己的头脑中主体中心论的这个怪圈，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总是将原文文本看作一块只能看到译者自己的反光镜，而不是一块理应运用自己的眼力将与原文文本如实地看穿的透镜：那里记录的是原文作者的心迹，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翻译原文文本，是对原作者的心迹跟踪，翻译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主客体动态的交感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平面的、单一的，因为文本绝不是原作者的思想化石，它的共时性和历史可变性，使翻译过程大大复杂化。所有的翻译活动都始于阅读，译者本身就是原文文本的一名读者。跟普通读者一样，他的成长过程、生活经验无不影响着其对文本的理解；作为译者，他总是以原作者或原文文本已有的观点为基础，从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中获取资料，理解原文文本。
在语言系统中各个语言要素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在文学作品中，作者总是以普通读者眼中“非正常”的手法创作作品，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总有它独一无二的框架，创造性的作家在在创作过程中通常出乎读者的预料，成功的运用个人经验选用语法形式和措辞而这时如果读者以它们惯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来理解作品，那么二者之间就会有偏差。此时译者没有必要破坏原文或试图重新创作一份“原文”，人们不应该要求译者不断解释原文文本字里行间的每个意思。必须意识到说话者的经历可以是一个意义片断，包含一系列意思和含义，译者必须判断哪些意思是与国内读者有关的，因而在众多可能的翻译中推敲出最合适的那个。不管译者的决定多么有逻辑、多么有洞察力，都不可能使译作既原汁原味的诠释原文文本，又能体现目标语言文化的新鲜意境。因而翻译就是强硬的用目标与读者理解的文本来替代原文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可能彻底清除，但有必要尽可能减弱以求得最大可能迎合目标语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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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学者王以铸说：“好的翻译决不是把原文的一字一句硬搬迁来，而主要的却是要传达原来文章的神韵”。 前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索伯列夫说：“翻译的目的就是把一种语言中的内容和形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翻译不是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摆布，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也不是客体的征服者和操纵者，而是原文文本的传达者，移植者。因而译者在翻译原文文本时，既要保持原作的语体特点，民族特点，还要考虑到作品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去译不同时代的文章，以保持原作的时代特点。
此外，在我国空前的翻译高潮面前，每个译者还应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为了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传播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理想，唤醒民众，在译作中明显加入了一些原文文本没有的反封建、反压迫色彩，并非其无视原文作者、原文文本的存在，而是“现在第一要紧的是把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信达雅的事，等以后没有事时，再坐下来慢慢译。”在今天的和平时期，宽容的政治环境下，译者决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不管原文的优劣，不顾我们的民族利益，粗制滥造，损害民族文化。因此，译者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培养责任意识，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译者与译文读者
现代译学对翻译的接受者和译者这两个要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给予了充分强调。翻译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翻译的首要规则是目的规则，即翻译应能在译入语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