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习:英语论文：论析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1]

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学习:英语论文：论析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1]》由出国留学网liuxue86.com英语编辑整理.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李太白”。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对《红楼梦》的翻译不可能像庞德翻译诗歌那样采用比较有“创译”的方法，它负担的使命太沉重了。杨宪益一贯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夹杂自己的东西。对待《红楼梦》这一巨作的翻译，他的这一翻译思想更是强调到极至，时时处处都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作者，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本色。
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翻译和庞德、杨宪益夫妇又有区别。对散文的翻译，他不可能像庞德那样采用只保留最精华段落，而删减或者添加整个段落的翻译方法;但是对小品文的翻译，他又没有像杨氏夫妇翻译《红楼梦》时的那种沉重的负担和使命感。他的翻译目的只是想让西方读者也能了解他心目中“最可爱的女人”形象并有机会欣赏、体验中国古人所过的那种“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叫，因此他采取了比庞德更为谨慎，但是比杨宪益夫妇更为灵活的翻译策略:从整体上说基本符合原文，但是在翻译对西方人过于陌生的文化细节时则采取了“归化”的意译方法。
从本文所分析的三个例子中不难看出，虽然庞德、杨宪益夫妇和林语堂的翻译对象都是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使用了相差甚远的翻译策略。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三位译者大相径庭的翻译策略的后面是三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虽然对他们的翻译理论界也存在很多种不同的声音，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三位的译作都是公认的翻译的典范，而且他们的译文都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和喜爱。笔者认为，他们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翻译比较完美地实现了他们各自的翻译目的。所以说，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翻译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即使同一译者，面对同一作品的翻译，如果翻译目的不同的话，也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目的决定手段，这正体现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功能翻译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可以也应该作为我们评价文学翻译好坏的一个标准。